摘要：传统上，金融交易乃至一切交易的前提是信任，只有基于信任才能进行交易、签订合约。 ...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

如今，有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讨论转向了各级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的责任划分。探索试行把交通、消防作为地方公安事权的制度，与之相适应，把相关的编制管理权和支付责任交给地方。

比如，基础设施建设、施划停车泊位、交通管制等。[47] 对于共同事权，在统一的基调下，地方有着一定的制度创新空间。正如众多的研究所揭示的规律，在单一制国家下，如英国、法国、日本等，地方政府的权力由中央政府的立法机关以普通法律的形式授予，宪法并未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而是原则性地规定主权属于全体人民，权力需要进行政府层级性合理划分。[2] 参见，程小白：公安事权划分——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扭结，载于《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惟法律标准亦有自身独具之价值，且可能基于公平正义等法价值对经济标准导出之划分格局加以调整，故可谓法律标准的效力位阶相对更高。

当然，因实行的是联邦制还是单一制、中央集权还是地方自治，在上述关系与结构上会有些不同。反之，对于纯属于全国性质的事项，应该由中央立法加以规制，地方立法不应阻挠。（一）内部行为实践法定原则的现状 《公务员法》是规范一般内部行为的基本法律文件，明确贯彻了内部侵害行为法定原则。

[22][日]芦部信喜：《宪法》，林来梵、凌维慈、龙绚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页。它既不会对行政体制外之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直接产生影响，也不会对行政体制内之公务人员的权利义务直接产生影响，属于行政组织法的范畴。监规纪律通常都是监狱自己制定的。义务性程序是给行政相对人施加程序性义务，另当别论。

） [42]参见《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65条。自由权的消极性和社会权的积极性应成为划分行政法定范围的宪法根据。

首先，在我国，如同行政权不单纯由行政机关行使一样，立法权并非仅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可见我国现行法将行政程序纳入了法定范围。其他内部侵害行为和给付行为则基本被排除在法定范围。揭示干预性给付行为的侵害性并非难事。

内部程序是行政机关内部机构和公务人员的办事流程。[39]参见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0）鲁行初字第010号。再次，现代国家还构建了财政预决算审议制度。这些案例反映出，行政机关的设立、结构、管辖权、基本程序模式都须由法律确定。

[10]我国法学界普遍认为，我国《立法法》第8-11条是对法律保留原则的体现。它的劣势在于，立法程序（包括法规和规章制定程序在内）是所有公权力运作程序中最为繁琐的。

作为宪法原则，法律保留原则主要揭示代议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15]参见《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2002年）第19条第2款、第20条、第21条、第22条。

[5]上世纪末，国内行政法学者开始引介这一原则，[6]所主张的法律保留原则基本借鉴了德国法律保留原则的内容。与此相适应，于法无据的给付行为，不论是生存保障性的还是发展干预性的，均已习以为常。……（十）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五、程序法定范围以外部义务性程序为限 行政程序与行政实体是对行政行为要素的分类。我国公民享有的自由权也具有消极性，属于不受国家干涉的自由。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行政机关的任务和结构，行政主体的设立，行政机关的管辖权，基本的行政程序的模式，都必须由法律确定。所以，问题的关键便在于，外部程序在怎样的范围法定化？这还得根据赋权性程序与义务性程序差异性来分析。

除法律、授权性行政法规外，职权性行政法规（即国务院依据宪法或组织法赋予的职权制定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包括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均可成为行政的依据。本文对于这一概念的使用也立足于这一意义。

只有行政行为得以法定化，行政行为才具有确定性和可预期性，行政法定原则也才能发挥维护法治与保障人权的功能。但这只是对各级人民政府的规定，对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或办事机构的设立却没有做出同样规定。

可见，在我国，给付行为可依行为目的分为保障性给付行为与干预性给付行为两大类。[23]反过来讲，国家要干涉人民的自由，必须有法律上的依据。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宪法所宣示的人身自由、精神自由、财产自由等自由权在我国宪法中都得到了规定，也是不受侵犯的。它主要依靠法的一般性，确保行政行为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达到维护公民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

然而，如果由此否认法律对公共行政组织予以规范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就会在事实上纵容行政专制。相关讨论参见罗秀兰：《公权力、私权利与法律保留——从山西煤改事件切入》，载《政法学刊》2010年第3期。

之所以将保障性给付行为排除在行政法定范围之外，主要是为了兼顾立法的迟滞性对人民社会权之保障与实现构成的潜在威胁，而不是因为这些原则可以完全替代行政法定原则。[2]翁岳生编：《行政法》（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页。

基于行政职权法定与行政行为法定之间的关系，讨论的重点将放在行政行为法定这一层面上。[26]相关讨论参见李国兴：《超越生存照顾的给付行政——论给付行政的发展及对传统行政法理论的挑战》，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6期。

这不仅是《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也规定，法规和规章可设定行政处罚、行政许可或行政强制。其次，即便立法机关未制定相关法律，该行政事务属于裁量空间，裁量也非完全自由，它仍受平等原则、行政合理原则及正当程序原则的约束。例如，知情权不仅具有信息的接受不受妨碍的自由权性质，也具有积极地要求公开信息的社会权性质。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可以设想，如果行政机关可以依据自己对行政事务的重要性判断，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下采取行动或者不采取行动。行政法定原则是制约行政权最有力的原则，但不是唯一的原则。

一般内部行为系指行政机关对其行政公务人员作出的影响其权利义务的决定。内部程序是行政机关内部机构和公务人员的办事流程，属于行政机关内部分工和管理事项，有设计科学与否的问题，但与公民权利无涉，不属于法律调整范围，也就不属于法定范围。

《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强制法》还特别强调，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摘要:  行政法定原则与法律保留原则相关但不相同。